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在双边和多边合作框架下的货物、服务贸易以及金融、投资的自由化都取得明显进展。然而，也有一些深层次矛盾始终困扰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比如，当多边体系进入更深层次时，国家之间根本利益的冲突就变得十分复杂和尖锐。当世贸组织涉及国内竞争政策、劳工和环境标准、农产品等产品的贸易自由化时，每前进一步都举步维艰。要在近150个成员之间达成共识，谈判、协调、执行和监督的成本都很高。正是由于全球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困难重重，许多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倾向于通过组建或加入自由贸易区的方式来加快区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分享开放的好处。事实证明，建立自由贸易区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舍此就极有可能丧失未来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有被边缘化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推动“引进来”、“走出去”等全球化战略，积极参与并主动融入世界经济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对于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十分重要。

　　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首先，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国际环境。未来20年，世界经济处于有利于我国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推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推进经济全球化，加深国家和地区间经济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途径之一，也是发展更合理的地区产业分工体系，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紧紧抓住外部环境机遇的战略举措。其次，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党的十六大把“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为新世纪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提出了“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的基本方针。为此，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通过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地区发展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货币、贸易和投资环境，与周边经济体共创繁荣，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第三，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本地区更加自由、便利和开放的贸易、投资安排。目前，本地区各经济体间的关税、非关税壁垒，技术和绿色壁垒以及不合理的贸易和竞争政策，直接影响到地区经济交往和联系。推动制度化或市场化的经济合作，减少或消除贸易和投资障碍，既有利于各经济体的共同发展和优势互补，又可以增强我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和协调能力，使本地区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大的话语权。

　　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也符合本地区各经济体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和平崛起对推动本地区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中国经济已成为带动本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仅从双边贸易状况看，2003年，中国大陆与日本、东盟、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外贸总额为4208．34亿美元；中国从本地区的进口年增长率超过30％，并且进口远远大于出口，这对刚刚走出衰退进入复苏的东亚经济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贡献。同时，上述国家和地区还是我国吸引外资的主要来源地。因此，推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无疑将创造更多的区内贸易、投资等经济合作机会，是多赢的合作。

　　基于以上原因，2002年我国与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目标；2003年我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盟签署了旨在2020年成立类似欧盟的“东盟共同体”宣言，中日韩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进入一个新阶段。

　　东亚各国和地区由于在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及发展水平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的是开放性地区主义。但由于缺乏制度性安排，东亚地区难以形成合力，以共同抵御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和冲击。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东亚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化建设的意愿明显增强。一是地区经济合作开始出现从过去单纯靠企业和市场驱动转向政府与市场互动的新趋势，在机制化建设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二是在开展机制化合作的同时，全力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三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不同于欧美，在走向相互融合开放的同时，各成员始终保持着相对独立性，这使得相互合作的基础更稳定、更有弹性，也更可能在实践中探索出地区合作的新模式。四是东亚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新进展，如研究建立地区金融风险防范和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等。

　　为了加快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化建设，搭建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的更高平台，我国有必要与本地区各经济体一道促进对话和沟通，尤其是鼓励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术界之间广泛进行沟通和交流，以便就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等问题达成共识。要以目前的经贸关系为基础，统筹规划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内容和推进步骤，并本着先易后难、政经分开的原则，集中精力加强经济合作，最终实现在整个东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或者更高层次经济共同体的长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