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二十多年来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我国已经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关键，主要是“共同发展”内涵的确定及其实现机制的制度化。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共同发展不是简单的共存，而是在发展中实现有机的统一，在统一中促进共同发展。

　　如何才能实现有机统一、共同发展呢？我认为，首先要解决思想方法问题，冲破对所有制问题认识上存在的形而上学。长期以来，许多人把公有制和私有制（非公有制）看作水火不容的对立物，认为搞公有制就一定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即所谓的“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搞市场经济就一定要私有化，公有资产只能是退、卖、送，鼓吹私有制神话。直到今天，公有制和私有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的意识仍然存在于一些人的头脑中。这种形而上学的对立论，来源于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和认识上的僵化，它阻碍着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有机统一和共同发展的制度化进程。

　　现实不同于理论上的抽象，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总是现实的，对其特征的概括，只能从现实出发，从现实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我国现实的基本经济制度只能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的实践探索才实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

　　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是理论研究对现实存在的所有制关系的一种分类，而现实生活中的所有制是复杂和多变的，因此，在对待所有制的问题上，首先要解决认识上的方法论问题，从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恩格斯在谈到理论自然科学的革命时指出，旧的不变的对立，严格的不可逾越的分界线正在日益消失。“自从用进化论观点从事生物学研究以来，有机界领域内固定不变的分类界线一一消失了；几乎无法分类的中间环节日益增多，更精确的研究把有机体从这一纲归到另一纲，过去几乎成为信条的那些区别标志，丧失了它们的绝对效力”。“正是那些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和不能化解的两极对立，正是那些强制规定的分界线和纲的区别，使现代的理论自然科学带上狭隘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些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对意义，相反地，它们那些想象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则只不过是由我们的反思带进自然界的，——这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对于我们认识所有制关系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按照辩证自然观的认识论，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对立和区别是存在于客观现实生活中的，但这些对立和区别，同样只具有相对意义，在公有制和私有制对立上“想象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也是被“我们的反思”带进现实生活中的。

　　运用辩证思维规律了解所有制客观存在的辩证性质，我们就容易走出形而上学。马克思在考察历史和预见未来时，从来都是辩证的。人类社会是从公有制开始的，但马克思同时指出：“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中，私有财产已经存在了。”对于未来社会的设想，马克思提出的恰恰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虽然一些人在观念上一直把公有制和私有制对立起来，但在实际生活中二者却始终是共生的，人类社会所有制的实践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至我们再也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

　　所有制的辩证综合必须找到统一的基础。所有制是人类调节利益关系的产物，如果我们透过所有制，从更深层次的抽象去观察经济制度，就会发现，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共存的，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不同所有制及其形式产生、存在和演变的根据，从而构成不同所有制可以辩证综合的基础。同时，经济利益的结构形成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居于主导地位的利益关系及其派生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和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真谛是共同利益，我们进行的所有制的辩证综合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所有制辩证综合的实质是更好地实现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的共同利益。

　　所有制的辩证综合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对其认识和把握必须了解不同所有制的历史存在权，即所有制的功能。不同所有制有不同的功能，私有制具有强烈的高效利用其所占有的资源的激励功能，为个人提供了经济活动的物质条件和收益保证；公有制由于形成了一定规模和范围的整体利益，从而具有明显的整体协调功能，为集体提供了经济活动的共同物质条件和稳定保证。同时，不同所有制也存在着各自的功能缺陷。从所有制功能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公有制功能之所长，正是私有制功能之所短；私有制功能之所长，正是公有制功能之所短，公有制和私有制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功能互补的。走出形而上学，从功能互补出发，探索所有制辩证综合的制度安排和机制，我们就可以打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思路，实现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