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要怎样纪念毛泽东？
——为毛泽东同志诞生一百二十周年而作

    马克思有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由此须要思考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应当用什么实际行动呢？
    重温邓小平1980年10月《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一段话，可以得到非常有益的启示。他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 ，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段话包含着对毛泽东要继承他正确的经验、借鉴他错误的教训、在继承和借鉴中提出新东西三层意思，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都要这样做。无论就时间还是就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而言，三十三年后的今天，当然还是属于“相当长的时期”之内。

毛泽东在杭州

    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

    这里最主要的，是改革的问题。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 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时，就以苏联为戒，初步总结我国经验，开始提出改革的问题。
    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讲了十种矛盾关系，其中第四、五种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核心思想是以苏联和我国的经验为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更加注意维护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中央适当放权，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八大闭幕后不久的1956年12月，他针对一些地方出现“地下工厂”和“地下商店”的现象，提出“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把这称为“新经济政策”。这些论述实际已经触及了改革的问题。
    1957年2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而从哲学高度点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正处》首次提出“社会基本矛盾”概念，指出社会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我国，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这两对矛盾，只是它与旧社会的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情况：旧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对抗性的，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不可能由旧制度本身来解决；我国的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之间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相适应”是主要方面，“相矛盾”是非主要方面，它们不是对抗性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正是这种情况以及矛盾的不断出现和不断解决，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改革的根据和改革在社会主义前进中的动力作用，阐明了改革的性质和方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论十大关系》和《正处》中体现的改革思想，是毛泽东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时探索进行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积极成果，为新时期的全面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
    可惜的是，毛泽东提出了改革的问题，却没有把它付诸实践。主要原因，一是理论观点上尚欠彻底也不甚准确。当时他认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又相矛盾”的表现，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不完善”：“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这就是说，全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现行经济体制存在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弊端，而是在于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还不够高，按此逻辑，改革的方向是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全面建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这显然是看错病，开错方了。受这一观点的指导，就老是在不断改变、实为拔高生产关系方面做文章，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搞三五年就能完成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穷过渡”。二是实际工作上违背了八大制定的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路线。当一味拔高生产关系搞急于过渡在实践中碰壁后，就从政治上找原因，从阶级斗争中谋出路，迷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于是以一系列政治运动取代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既无深刻认识，也无精力和时间予以顾及，始终提不到议事日程，以致经济体制积弊丛生，形成一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模式，使本来应当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类似情况也存在于上层建筑领域中。
    可见，“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首先就是要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改革这件事情做起来。1978年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那篇著名讲话、实质是全会的主题报告中，运用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区分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剖析了我国在各种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以及经济管理上的种种严重弊端，指出“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警告“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从此我国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十七大报告语）开放也是改革。三十多年来我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出令世人瞩目惊叹的“中国奇迹”，从根本上说，无不得益于坚持了改革。当然，改革中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付出了不菲的代价，但以此来否定改革则是不可取的。2012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说：我们党之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一是取决于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从十年内乱的灾难性后果中集中反思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二是取决于对中国发展落后的反思。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人民群众生活依然贫困，穷则思变，实行改革开放是加快国家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唯一出路；三是取决于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反思。当时世界经济、科技快速发展，我国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要赶上时代，实行改革开放势在必行。因此，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历程，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现在，解决我国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也必须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今天我们纪念毛泽东，就是要矢志不渝、善始善终地把改革这件大事做好，坚持改革，深化改革，决不半途而废，功败垂成。做好这件大事，既是继承了毛泽东，又是发展了毛泽东。

    把毛泽东同志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

    这里最主要的，是所谓“反修”斗争的问题。
    邓小平说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种错误的最深层理论根源，是混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片面地突出强调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毛泽东早在1957年的《正处》中，就已提出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并把修正主义等同于右倾机会主义。到了60年代中期，他认为新中国的十七年，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被修正主义思潮所统制，一大批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在中央则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似乎修正主义已经泛滥成灾，资本主义复辟是现实危险，党变质国变色势在难免。正是基于这样的估量，在“反修防修”口号下，于1966年发动了“文革”这场“政治大革命”。在“文革”中，“修正主义”帽子满天飞，到处揪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弄得人人自危，谈“修”色变，惶惶不可终日。
    毛泽东提出反对修正主义，主观愿望并不错，而且从党和国家防止“和平演变”的角度上说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对形势作了错误判断，根子还是对什么是修正主义并未作出准确界定和正确解释，这就难免搅乱思想，混淆是非，颠倒敌我，导致“天下大乱”，造成一场浩劫。
    修正主义是19世纪末产生于第二国际时代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即伯恩施坦派。他们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材料”，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对马克思学说进行修改和修正 。“修正主义”一词即来源于此，其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歪曲、篡改以至全面否定，其特征是形成一个相当严整的观点体系，离开这一实质和特征随意使用“修正主义”概念，是不恰当的。而且修正主义有来自右的，也有来自“左”的，在修正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之间画等号，一味地反右，也是不正确的。所以反对修正主义，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划清两者的界限。而当年的“反修”斗争，毛病就出在没有划清这一界限，没有具体分析具体情况，没有掌握科学的理论武器和方式方法，于是发生了制造严重混乱的现象。以下仅从经济制度方面举两个最为典型的例子：
    一是在所有制领域，搞一点资本主义和小私有就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是生产力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起始阶段后的一种必然性；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但毛泽东却在1953年就声称“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虽然1956年三大改造后他说过“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但此后的理论、路线和政策，还是为了使资本主义“绝种”。关于小私有制，《共产党宣言》早就宣布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在这个意义上才把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一句话。但当年的反修却反到了一般的特别是农民的小私有制，并以列宁“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一论断作为理论根据。殊不知列宁的话讲于1920年四五月间，他指的是“世界上”的 和俄国的广大农村远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情况。由于把这一论断生硬地搬用到实现农业集体化已经多年的中国，就大批农民“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狠割农村“资本主义尾巴”，横扫自留地、自养牲口等“资本主义的残余”；至于主张搞包产到户，就是提倡分田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更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了。
    二是在分配领域，搞一点“资产阶级权利”就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权利”先前曾译为“资产阶级法权”，它出自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原意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权利。马克思沿用它来说明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指出在这个阶段上只能实行按劳动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按劳分配是以劳动作为同一尺度来计量，体现一般商品交换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权利，所以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于不同等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平等的，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另外，每个劳动者的情况不同，比如一个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子女较多，另一个子女较少等等，于是在提供的劳动和分得的报酬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比另一个人富些，这也是不平等的。虽然这是一个“弊病”，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由此可见，按劳分配是在现实社会条件下唯一可行的最为公平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只是在事实上还存在不公平的意义上，仍是一种“资产阶级权利”。但毛泽东在“大跃进”年代就提出过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文革”中又说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按劳动成绩发奖金被看做是金钱挂帅，物质刺激，也是修正主义的货色，应予批判。所以“左”的错误并不在于把按劳分配当做“资产阶级权利”，而是在于希图超越阶段在社会主义时期就消灭这种权利，搞空想社会主义或农业社会主义式的平均主义，结果只能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
    由此就导致这样的情况：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特殊历史条件的东西，被当做“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被当做“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其思想理论根子，就是邓小平所说对“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而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然要求划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承认当年所谓的“反修”是反对错了。把毛泽东“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首先就是要在这个问题上改正过来。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所谓“拨乱反正”，就是“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正是这样做了，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制度。即使在当前也要继续这样做，因为从“左”的和右的方面修改、否定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歪曲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现象依然存在，“修正主义”的帽子还在飞。

    今天我们纪念毛泽东，就是要反思总结毛泽东“反修”的失误和教训，进一步划清姓“马”姓“修”、姓“社”姓“资”的界限，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正这一失误，既是借鉴了毛泽东，也是发展了毛泽东。

    把毛泽东同志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

    这里最主要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
    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是毛泽东的毕生追求。为此他高度重视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还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提出了消灭生产力落后状态，才能使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社会进步主要靠工业的发展，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经济尤其是工业，是决定一切和决定社会变化的东西、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冲破反动力量的压迫以解放生产力、检验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要看它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等一系列光辉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他进一步作了发挥。建国之初，他就有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的设想。1955年3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现代化”概念，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五六十年代之交，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进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一对四个现代化的概括，成为后来周恩来在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的直接依据。
    这一切说明毛泽东对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孜孜以求的， 并且做了许多实事。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在1957-196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我国就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往后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物质技术基础。可以说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开创者。
    但是这十年中，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党的工作指导方针上，发生了重大失误：1957年反右派运动被严重扩大化，并把全党主要注意力和精力开始引向阶级斗争；1958年轻率发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共产风”为突出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开来；1959年开展“反右倾”斗争，打断了经济上纠“左”的进程；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集中进行以“反修”为主旨的过火批判，阶级斗争日益上升到“为纲”的地位；1966年发动的“文革”历时十年，鼓吹“路线斗争”高于一切，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四人帮”甚至利用毛泽东的“左”倾理论叫嚷“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等等，凡此种种，无不导致极大地破坏生产力，干扰现代化建设。“文革”结束时，我国国民经济明显衰退，四个现代化前途岌岌可危。邓小平尖锐指出：“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可见毛泽东虽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开创者，但是终于没有把这一事业做好。
    唯其如此，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头等大事就是在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拨乱反正，果断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坚决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使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全会以后，邓小平在一系列重要讲话、谈话中，反复阐述实现“四化”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明确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他还把现代化建设称作新时期党的“总路线”，“总路线还不是最大的政治？”强调必须吸取十年“文革”造成很大灾难的教训，“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对这件事要“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
    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使现代化建设纳入更加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大实际的轨道。1987年十三大首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完整概括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奋斗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997年十五大号召“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规划了到2010年、建党一百年和建国一百年“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提出到新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002年十六大宣布我国已胜利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提出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出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一个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它规定的奋斗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现代化建设相统一的目标。2007年十七大提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并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涵发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2012年十八大进而提出要在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社会，在建国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肯定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说：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我们国家的奋斗目标，都聚焦于这个总任务，归结于这个总任务；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三十多年中，党带领全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上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地所做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伟大成就，是把毛泽东“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的集中表现。
    今天我们纪念毛泽东，就是要更加奋发地把实现现代化这件大事继续做好，朝着“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勇往直前，百折不挠地遂毛泽东的未酬之志，毕毛泽东的未竟之业。做好这件大事，既是继承了毛泽东，更是发展了毛泽东。

    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现实的运动”。现实的运动就是实践。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产生、发展和渐臻完善，在不断总结经验中才能前进。总结经验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上述三个方面问题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新时期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离不开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先行者，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源头，毛泽东并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奠基人。我们不必讳言他在晚年犯了严重“左”倾错误，特别是所谓“反修”的错误，使党遭受建国以来最重大挫折，给国家和民族带来许多不幸。但总的说，这是在艰辛探索中发生的错误，他是一位犯了错误还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的贡献是党必须继承的精神遗产，他的教训也是党足资借鉴的精神遗产。他本人在1963年就说过：“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1987年邓小平在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来由时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1989年他还说过：“能进行反思就是一个最大的教育，比读什么书都重要。”今天我们纪念毛泽东，分析前述三个方面问题，目的就在于进行反思、总结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正视历史、面向未来，更加自觉自信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者：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浙江省社科联原主席、研究员  雷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