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施行两月追踪——
问责突出提速、从严、抓关键少数三大特点

    据不完全统计，两个月以来，已经先后有辽宁、江西、海南等省份通报了70多起因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的问题。被问责的领导干部多因下属发生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贪污腐败等违纪违法问题被问责。

    9月16日，甘肃康乐县杨改兰案调查处置情况公布。康乐县副县长马永忠等县、镇、村三级工作失职责任人员被问责。这是《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公布后，又一起引发关注的问责案例。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自7月17日条例公布两个月以来，多地积极落实，对干部的问责提速、从严，并注重抓关键少数。

    提速：“事后追责”迅速启动

    在一系列社会高度关注的突发事件、热点事件中，对于相关领导干部责任追究的速度明显加快。

    问责条例对外公布的当天，因在台风“尼伯特”救灾过程中工作不力，福建闽清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黄诗杨被停止职务，后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7月19日，河北邢台市发生连续强降雨，山区大面积山洪暴发，一些村民在睡梦中遇难。一周之内，邢台至少5名干部被停职检查，依据条例进行追责。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行表示，在以往各地的实践中，启动问责程序往往周期相对较长，“事后追责”的意味比较浓。条例公布后，给公众的感觉首先是快了很多，达到条例列举的情形便迅速启动，雷厉风行。

    从严：“越往后问责越严”

    问责条例明确规定“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并且“越往后问责越严”。

    江西一位基层纪检监察干部表示，条例公布之前，确实存在着“混过去”的心态，一些问责更多是靠领导批示和上级督办来推动落实，存在避重就轻的倾向。“现在中央有了明确规定，问责更加有规可依，各级纪委敢于较真碰硬，勇于铁面问责。”江西省纪委常委、省监察厅副厅长王仁辉说。

    据统计，条例颁布后广东从严落实，已有14名党员领导干部和4个党组织被问责。

    抓关键少数：两月通报70多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行表示，过去，一些问责情形的问责主体不明确，名义上是“一把手”负责，但在追责时往往只追究分管副职的责任，问责制成了“副职专属待遇”，“问小不问大”。问责条例对问责对象作了明确界定，突出“关键少数”，倒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真正负起责任来。

    云南省委主要领导公开强调，要进一步完善监督制度，加强对党政领导班子“一把手”“关键少数”的监督，用好《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这一利器，以问责激发担当精神和倒逼责任落实。

    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表示，当更多领导干部因落实“两个责任”不力被问责，将会在干部中形成一个共识：“出了问题即使不是你的直接责任，但身在其位就要负主体责任、监督责任，也要被问责。”

    记者梳理公开通报的问责情形发现，据不完全统计，两个月以来，已经先后有辽宁、江西、海南等省份通报了70多起因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的问题。被问责的领导干部多因下属发生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贪污腐败等违纪违法问题被问责。

    延伸
    基层落实仍存问题
    专家建议与其他党内法规形成制度合力

    “条例把问责工作的原则要求细化成可操作的措施，对问责情形、程序、方式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实现了实体规定和程序执行的有机结合。”徐行说。

    不过，记者在基层采访时也发现，有少数地方和单位在条例公布之后，只给党员发了一本书，甚至还没有组织过集中学习，更不用说如何落实。

    对此，专家认为，基层应该加紧学习宣传，并结合各自情况加以细化，以问责倒逼领导干部提高执政能力和廉洁自律。“例如，民族地区可以将党的民族政策贯彻落实情况作为问责情形，贫困地区则要着重问责脱贫攻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企业也要有企业的特点。”谢春涛说。

    专家还建议，应探索建立一种内在机制，把问责的压力层层向下传导，让各级党组织和党的工作部门都负起责任来，做到问责全覆盖、无死角。同时，实施过程中要与其他党内法规——如巡视条例、纪律处分条例等无缝衔接，形成制度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