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

    这七年，他在这片黄土地上同乡亲们打成一片，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玉米“团子”。

    他后来深情地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钱江晚报从12月6日天起，转发《学习时报》刊发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访谈录》，敬请关注。

    采访对象：王宪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出生，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人，当年的返乡知青。1969年，他与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驿公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参加工作，曾担任延川县交警大队协理员，2013年4月退休。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6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四十多年前，他第一次见到习近平

    采访组：四十多年前，从北京来了一批下乡知青。您和村里十几位社员从梁家河走到文安驿，把十五名知青接回村里，其中就有习近平。请您讲讲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

    王宪平：他们是1969年1月16日到了我们文安驿公社（即今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我们大队（即现在的行政村）分到15个，其中4个女知青，11个男知青，包括近平。他瘦瘦高高的，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一起在公社吃了一顿饭，有大烩菜，有玉米团子。我们帮助知青搬行李箱，发现其中有两个箱子特别沉，一个老式的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都很陈旧，看着也不起眼。我们都觉得奇怪，说：“咋这么沉呢？这是谁的箱子？”

    近平说：“这是我的箱子。”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近平的名字，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瘦高的后生有两个很沉的箱子。就这样，我们扛着行李，领着知青回到了村里。

    采访组：习近平和北京知青在村里安顿下来，您和村里的社员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他们熟悉起来的？

    王宪平：一开始还是很陌生的，后来就逐渐熟悉了。我们梁家河这个小山沟，当时村里有二百多村民。北京知青从大城市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山沟，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我们村里的年轻后生，和北京知青年纪相仿，最先和他们熟络起来。我们住得很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通过一些日常小事的交往，近平他们就跟整个村子的社员熟悉起来了。

    采访组：后来你们和习近平熟悉了，知道他的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什么东西了吗？

    王宪平：全都是书。那个时候，近平十五六岁，我十七八岁，我们都是在上学的年纪就到农村来了，对知识非常渴求。那个年代，要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有通过书籍，而当时的农村，书也很难找到。

    他热爱读书，“痴迷”读书，每时每刻都汲取知识。我经常到近平的窑洞去做客，也经常看他的书，这样一来二去，我们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他每天下地干活回来，吃完饭就看书，到了晚上，他就点一盏煤油灯看书。因为离得太近，煤油烟经常熏得他脸上、鼻子上都是黑的。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近平每天都要看到大半夜，困得不行了才睡觉。

    当年，我们点灯熬油，拉话，讲故事，讲笑话，有很多共同语言。村民之间在熟识的情况下习惯称呼小名。我因为皮肤黑，小名就叫“黑子”，近平一直叫我“黑子”。1970年9月的一天，我去近平住的窑洞拉话。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说：“黑子，我送给你一个笔记本，你能看上不？”我说：“咋能看不上呢？你送给我，我就拿上。”我没舍得在这个笔记本上写字，一直都保存着。

    1971年1月，县里准备调我去关庄公社工作。2月的一天，我去近平的窑洞拉话，他当时已经知道我要去工作的消息。我们拉了一会儿话，他拿出一本《毛主席诗词》，在上面用钢笔写了“送黑子：工作纪念”，送给了我。直到现在，他从来不叫我的大名王宪平，都是叫我的小名“黑子”。

    采访组：您当时和习近平在一个生产队，平时也经常在一起劳动吧？

    王宪平：是的。那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村里组织我们这些不擅长耕种的娃娃成立了一个基建队，这个基建队主要就是在山沟里边打坝（用土坝抬高山口，平整山谷里的土地，形成坝田），在山上修梯田，不干庄稼活。陕北山多地少，修建坝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积，能多打粮食。近平干活很卖力气，肯吃苦。他虽然在劳动技巧上和我们农民有差距，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我们干活还拼命。

    我和近平一起劳动了三年时间。1971年底，我就到县里参加工作了，差不多每半个月回来一次，虽然我还能经常和近平在一起拉话、看书，但一起劳动的机会就没有了。

    经过两三年时间，近平对我们陕北常见的农活儿基本上都熟悉了。因为近平一开始就接触打坝和修梯田，对这更是熟门熟路，所以后来他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以及回到梁家河负责村里事务以后，也一直做打坝和修梯田这些事。在他1975年离开梁家河之前，近平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些基础设施建设。

    习近平入党过程非常艰难

    采访组：面对陕北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辛苦的劳动，习近平和其他北京知青在最初阶段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地方？

    王宪平：近平插队期间，他的父亲习仲勋正在受迫害下放基层，家里人都受到影响。当时梁家河的北京知青，不到两年时间都陆续走完了，最后就剩下两个知青，一个是近平，还有一个是雷平生。1974年，雷平生也走了。近平是1975年最后走的。他一共在梁家河待了七年时间，是15个知青中插队时间最长的。

    当年在窑洞里，近平有一次跟我拉话时说：“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缝。咱梁家河人对我好，我永远都记着。”他真的是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可以说，近平不仅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而且对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梁家河人，绝不会想到近平今天会成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近平当年是一个没有出路的“黑帮子弟”，人生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充满了艰难。但梁家河人没有“看人下菜碟”，村里人也不认可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环境对人的歧视——读书的娃娃能犯多大的错？凭啥给娃娃扣这么大的帽子？所以，村里人对所有的知青都一视同仁。

    采访组：听说因为他父亲习仲勋当时受到政治迫害，习近平入党的过程非常艰难？

    王宪平：确实费了很大的劲。像近平这样，无论他工作多么上进，对党多么忠诚，但因为家庭的原因，入党的希望非常渺茫。

    近平生在革命家庭，从他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来说，他对党的忠诚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他肯定是想入党的。据我所知，他反反复复写入党申请书，交到组织上超过了十次，但是每一次都遭到冷遇，主要原因就是他父亲习仲勋的所谓“问题”。但是近平没有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地写入党申请书。而且，他这个人工作努力，在我们当地是有口皆碑的。文安驿当时的党委书记看到这种情况，也拿不了意见，就亲自到延川县找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请示。

    申昜调查了近平本人的表现，了解到他工作非常突出，群众反映一致很好，完全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申昜也是陕甘边区的革命后代，对习仲勋的政治品质非常了解，对当时迫害老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的做法非常不满。因此，在申昜同志的全力支持下，近平终于入了党。

    采访组：习近平入党之后，又被梁家河人推举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请您讲一讲，他当支书之后做了哪些事情？

    王宪平：近平当了支书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社员们在村里的沟口打了一个淤地坝。起初大家并不支持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坝的位置在正沟——也就是通往村里一条必经之路上，在雨季时这个地方就会汇聚整条山沟里所有的雨水，在下大雨的时候，这里的水势是最大的。几百年来，这个位置都没修过淤地坝，村里人多数思想比较保守，认为老祖宗没干成的事，自然有道理，咱肯定也干不成，所以大都持反对意见。

    可近平坚决想把这个坝打起来，他不仅自己挨家挨户做大家的工作，也把我找来帮忙。他跟我说：“黑子，你在咱们村里一直当‘总管’（指在村里经常帮助村民料理红白喜事的人。一般由有文化、办事有条理的人担当），村里人听你的，你帮我给大家做做工作。”

    我当然想帮近平，但我对这个坝也没多大信心，我说：“帮你做工作没问题，但是这个坝能打成吗？那个位置确实水大，夏天发洪水，真能冲垮了。”近平说：“这个我早就计划好了。河口的一侧给它拦住，淤地坝的另一侧给它好好加固，把自然河道的一部分再加深、清淤，形成一条大的泄洪沟。只要保证夏天水量最大的时候，泄洪沟能承受得住，那淤地坝的安全就不成问题。咱们精心施工，保证质量，只要这个淤地坝搞好了，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咱们村的大片良田就出来了。”

    我结合那里的地形，仔细考虑了近平的规划，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就点了点头。

    近平又说：“黑子，你说咱梁家河为啥穷？为啥吃不饱饭？就是因为土地太少了。这里打上坝，增加这么大面积的水浇地，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孙孙都会受益。咱说啥也得干成这个事！”我说：“近平，能成！我也帮你跟村里人说去。”之后，我专门找到村里那些年纪大的、反对意见比较强烈的社员，给他们做工作。那些老人们慢慢地被我说动了，他们点头说：“近平这个娃娃，确实可靠，他也确实是为村里好，你们娃娃有文化，懂得比我们多，咱就不好反对了。”

    这个淤地坝热火朝天地建设了。近平在打坝期间，更是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他要求施工要快，施工质量还要好，特别是洪水冲击的关键位置，他搞得扎扎实实，固若金汤。而且他不仅一直在第一线指挥，也一直在第一线劳动，铲土、打夯、搬大块石头砌堤围，这些事情他都和村里人一起并肩战斗。所以大家的干劲非常足，打坝进展得很快。

    这个淤地坝建好以后，确实很坚固，夏季的洪水能够顺利地从泄洪沟流走。在近平离开梁家河几年以后，因为当时村里疏于管理和维修防护，再加上那一年洪水比较凶猛，这个坝的一部分被冲垮了。后来，村民把损坏的部分恢复起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淤地坝跟七十年代的样子完全一致。坝顶的土地，是我们梁家河村最好、最平整，也是最便于灌溉的土地。（未完待续）